深秋的伦敦，细雨中的肯辛顿花园落叶满地。一位白发老妇驻足在一座饱经风霜的二战纪念碑前，她的手指轻抚过刻在石碑上的名字，眼神穿越七十六年的时光，回到那个决定了她一生的夏天。
这便是话剧《荣耀三九年》开场的一幕。这部由英国剧作家斯蒂芬·波拉德创作的新作，近日在皇家宫廷剧院首演后引发广泛关注。该剧通过一个英国家庭在1939年夏天的经历，探讨了记忆如何塑造我们对历史的理解，以及在重大历史转折面前，普通人面临的选择如何产生深远回响。
故事始于1939年8月，阳光明媚的英格兰乡村。塔爾伯特家族正在为长女凯瑟琳筹备婚礼，庄园里洋溢着无忧无虑的气氛。收音机里偶尔传来关于波兰局势的新闻，但对这个沉浸在夏日悠闲中的家庭而言，战争仍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概念。年轻的次子查尔斯刚从牛津返乡，带来了他的德国朋友埃里希——一位为逃离纳粹迫害而来到英国的犹太学者。
导演丽贝卡·莫里森在访谈中表示：“我想展现的是历史转折点前的那种特殊氛围——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，以及人们面对巨变时的微妙心理变化。在那个夏天结束之前，没有人真正理解世界即将发生怎样的改变。”
随着剧情推进，轻松的氛围逐渐被不安取代。埃里希带来的消息、查尔斯从外交部朋友那里听到的传闻、父亲日渐紧锁的眉头，都预示着平静生活即将终结。剧中有一个极具张力的场景：8月23日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，正在举行晚宴的庄园顿时陷入沉寂。那一刻，每个人都明白，战争已不可避免。
“波拉德的剧本精妙地捕捉了历史转折时刻的复杂性，”戏剧评论家马丁·肖在《卫报》撰文指出，“剧中人物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有不同程度的认知和准备，这种差异导致了他们在战争中的不同命运。”
剧中，凯瑟琳毅然推迟婚礼加入战时服务队；查尔斯应征入伍；埃里希则加入了外籍军团。而最令人唏嘘的是小妹妹艾米丽，她在战争爆发后自愿前往伦敦照顾疏散儿童，却在1940年的大轰炸中丧生。
“我们常常以结果论的眼光看待历史，”该剧历史顾问艾伦·里奇教授说，“但回到1939年那个夏天，没有人知道战争会持续六年，不知道会有大屠杀，不知道原子弹会被使用。《荣耀三九年》提醒我们，历史中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做出的。”
该剧的叙事结构独具匠心，通过老年的凯瑟琳的回忆展开，过去与现在交织，记忆的不可靠性成为重要主题。同一事件在不同人物记忆中的微妙差异，暗示了历史叙述本身的主观性。当老年凯瑟琳与她的孙子——一位二十一岁的历史系学生——对话时，两代人对历史的理解形成鲜明对比。
“对年轻一代而言，二战是教科书上的章节，是黑白照片和统计数据，”主演夏洛特·兰普林说，“但对亲历者来说，那是一段充满气味、声音和情感的鲜活记忆。这部剧试图在历史记录与个人记忆之间搭建桥梁。”
《荣耀三九年》的舞台设计极富象征意义。旋转舞台巧妙地在1939年的田园风光与战后的断壁残垣间转换，最后定格在当代伦敦。服装的色彩也从开场时明亮的夏日色调，逐渐变为战争时期的灰暗，再到结尾时现代的多元色彩，暗示着时代变迁与社会转型。
该剧的标题“荣耀三九年”本身带有反讽意味。在历史记载中，1939年是战争与毁灭的开始，但对剧中人物而言，那也是他们青春、爱情和理想的最后绽放。这种复杂性正是波拉德想要探讨的。
“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叙事，”波拉德在节目单中写道，“在1939年那个夏天，人们在恐惧中抱有希望，在离别中感受爱情，在失落中寻找意义。这些微妙的情感体验，往往被宏大的历史叙事所忽略。”
《荣耀三九年》引发的讨论超越了戏剧本身，触及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方式。在信息爆炸的今天，我们同样面临各种抉择，同样无法预知未来。这部剧作提醒我们，在每一个历史转折点，普通人的选择与坚持，同样是构成历史的重要部分。
当老凯瑟琳在剧终时说：“我们那时不知道未来会怎样，我们只知道必须做正确的事。”这句话穿越时空，与当代观众产生共鸣。或许，这就是优秀历史剧的意义——它不仅让我们回顾过去，更让我们思考如何在当下做出选择，而这些选择将如何被后人记忆。
幕落时分，年轻的历史系学生牵着祖母的手离开纪念碑。雨已停歇，阳光穿透云层，照亮石碑上的名字，也照亮了前行的道路。正如剧中那句点睛之笔：“历史从未真正过去，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活在我们中间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