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最偏远的黄陂镇山堂村，清晨六点半，65岁的宋兆礼已经踏上了那条走了四十多年的山路。他的目的地，是山堂小学——更准确地说，是山堂教学点。在这个被青山环抱的院落里，他将开启一天的工作。而今天，整个学校唯一的学生，12岁的曾小明，正坐在唯一的教室里，等待着他唯一的老师。
这是一所“学校”的日常：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操场旗杆上飘扬，四间教室窗明几净，篮球架静静地立在角落。但除了风声鸟鸣，校园里能听到的，只有从最东头那间教室里传出的讲课声和一对师生的对话声。语文课上，宋老师带着曾小明朗读课文；数学课上，他们一起演算习题；体育课上，两人在操场上来回传球。午餐时间，宋老师从厨房端出热腾腾的饭菜，一荤一素，师生二人相对而坐，边吃边聊。
“最初这里也很热闹，”宋兆礼望着空荡荡的走廊回忆道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山堂小学的鼎盛时期，那时这里有近200名学生，8名老师，书声琅琅，下课铃一响，孩子们就像潮水般涌向操场。然而，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务工，并将孩子带进城读书。学生数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逐年减少：从上百人到几十人，再到十几个，最后只剩下曾小明一个。
曾小明的留下，源于一个艰难的家庭决定。他的父亲常年在外地建筑工地打工，母亲身体羸弱，需要人照顾。作为家里最大的孩子，他选择留在母亲身边。村委会和镇中心校曾多次上门做工作，建议将他转入镇中心小学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，但孩子沉默地摇头，母亲拉着他的手低声说：“他走了，这个家就真的空了。”
于是，这座“一个人的课堂”被保留了下来。为了保证国家课程开足开齐，宁都县教育体育局做出了一个充满温情的决定：保留教学点，保留宋兆礼老师的岗位，并额外为中心校的年轻教师排班，每周轮流上山，为曾小明教授音乐、美术和英语课。这项特殊的“送教上门”服务，已经成为黄陂镇中心小学教师们一份无声的默契与责任。
“有人问我，为一个学生投入这么多资源值不值得？”黄陂镇中心小学校长李志强说，“教育公平从来不是一道计算题。每一个孩子的梦想都值得被守护，哪怕这个课堂只有一个人，它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堡垒，是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文化灯塔。”
而对宋兆礼而言，这份坚守早已成为习惯。他谢绝了儿女让他退休进城养老的请求。“我在，学校就在。只要还有一个孩子坐在这，我就要把课讲完、讲好。”他的备课本写得密密麻麻，板书一如既往地工整，作业批改一丝不苟。他说，这不是一个学生的问题，这是一个承诺。“如果有一天小明毕业去了镇上的中学，只要还有新的学生来，我就会一直教下去。如果最后没有学生了，那我就是最后一个离开学校的人。”
夕阳西下，放学铃声响起。曾小明背着书包，回头向老师挥手告别，身影渐渐消失在山路尽头。宋兆礼站在旗杆下，望着空无一人的操场。明天，国旗依旧会升起，课堂依旧会准时开始。这间一个人的课堂，像一座孤岛，却又与整个中国的教育体系血脉相连。它寂静无声，却震耳欲聋地诉说着关于坚守、公平和希望的故事。
在这个加速奔跑的时代，总有一些角落需要被看见，总有一些坚守值得被铭记。山堂教学点的故事，或许是中国教育资源分配最后一公里问题的缩影，但它更是一个关于文明温度与教育初心的生动注脚——每一个孩子都不应该被放弃，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点亮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