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夜的风裹挟着麦草香气，掠过胶东半岛这个普通村庄的打谷场。白色的幕布前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，放映机光束划破夜空，映出《咱们的牛百岁》片名时，场下响起一阵熟稔的、带着笑意的骚动。对于在场许多上了年纪的村民而言，银幕上那个穿着旧棉袄、眉头紧锁却又目光坚定的农村党员牛百岁，早已不是陌生角色。然而，四十年光阴流转，当这部拍摄于1983年的老电影再次回到它曾经描绘的这片土地，其激起的回响远超一次怀旧之旅，更像是一面映照当下乡村变迁的镜子，引发着深沉的思考。
电影《咱们的牛百岁》由赵焕章执导，梁庆刚主演，以其质朴辛辣的笔触，讲述了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后，党员牛百岁主动揽下重任，带领一群被戏称为“懒汉组”或“破车组”的后进社员——包括懒惰的田福、爱偷摸的牛其、浪荡的新寡菊花等——共同劳动、走向新生的故事。它并非一曲高亢的颂歌，而是真切触及了改革初期农村的阵痛与人心的挣扎，展现了在物质匮乏年代，基层党员如何以巨大的耐心和担当，凝聚人心，激发内生动力。影片当年上映后轰动全国，其“分组承包”的情节成为时代注脚，牛百岁身上那股“不抛弃、不放弃”的犟劲儿，也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。
时移世易。当年影片中需要“帮扶”的落后现象，在今天绝大多数乡村已成为历史。打谷场上的村民，如今多是家庭农场主、专业合作社成员或乡村旅游的经营者。他们的生活早已告别了温饱的焦虑，转而追求着更高品质的生活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。然而，当牛百岁为了调动组员积极性而绞尽脑汁，为了维护组内团结而忍辱负重的画面一次次出现时，场下并非只有会心的笑声，更夹杂着感慨与讨论。
“你看牛百岁那时候，做思想工作得多难啊！现在条件好了，但要把大家的心气儿拢到一起，干成点事儿，依然不容易。”一位村支书在观影后深有感触地说。他告诉记者，如今村里搞土地流转、发展特色种植，同样会遇到村民不理解、有顾虑的情况。“牛百岁靠的是以身作则和将心比心，这套办法，今天看来一点都不过时。核心还是‘人’的工作，党员得带头，得公平，得有那份公心。”
影片中，牛百岁对每个组员都不是简单的说教，而是深入了解其困境与心结，给予具体的帮助和尊重。这种细致入微的工作方法，在当下乡村振兴的复杂图景中，显得尤为珍贵。另一位观看电影的乡镇干部表示：“乡村振兴，产业兴旺是重点，但治理有效是基础。如何激活村民的主体性，让每个人都能在乡村发展中找到位置、获得尊严、创造价值，牛百岁的实践给了我们启示。它告诉我们，基层治理需要有温度的引领，需要那种‘咱们’的认同感。”
电影里浓郁的人情味和乡土气息，也勾起了老人们关于集体生活的记忆。那种邻里间磕磕绊绊却又相互扶持的紧密联结，在现代化、城镇化的浪潮中，正面临着挑战。年轻人外出务工，村庄出现“空心化”，传统的人际关系模式在悄然改变。如何在新形势下重建富有活力的乡村共同体，培育新型的邻里文化，成为观影后村民们闲聊的话题。“牛百岁那个组，说白了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。现在咱们村搞‘党建+合作社’，不也是想把大家再拧成一股绳嘛！”一位中年村民的话，道出了许多人的共识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影片对女性角色的刻画，特别是菊花这个敢于追求爱情和尊严的年轻寡妇形象，在当时可谓大胆。她的挣扎与觉醒，在今天看来，依然是观察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独特视角。当下，越来越多的乡村女性成为产业发展的能手、乡村文化的骨干乃至基层治理的参与者，她们的地位和角色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回望菊花们的过去，更让人感慨时代进步的力量。
夜色渐深，电影在牛百岁小组终于获得丰收、组员们脸上绽放出希望笑容中落幕。打谷场上的人们意犹未尽地散去，讨论声融入蝉鸣。这部老电影所承载的，已不仅仅是一段历史记忆，更是一种精神资源。牛百岁所代表的基层党员的担当精神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以及善于做“人”的工作的智慧，穿越时空，依然闪烁着光芒。
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，我们面临的挑战已从解决温饱转变为实现共同富裕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。任务更加复杂，目标更加宏大，但核心依然是人，是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。重看《咱们的牛百岁》，仿佛进行一场跨越四十年的对话：时代在变，场景在变，但那份对土地的深情、对乡亲的责任、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，始终未变。它提醒我们，乡村振兴不仅需要资金、技术、项目这些“硬”支撑，更需要像牛百岁那样，俯下身子，倾听民声，凝聚人心，用真诚和实干去绘制“咱们”共同的新画卷。这或许正是这部老电影在新时代下，重新焕发出的独特生命力与现实意义。
